中国外交在1920年前后开始有重大变化。1919年的巴黎和会,中国外交官向与会列强提出归还租界、撤消治外法权、关税自主及取消其他外国特权等要求。论者提出:“五四”前后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不能以“软弱外交”名之,无论是对无约国人民在华必须遵守中国法令的命令,还是中德平等条约的签订、废止中日军事同盟、反对英日同盟续约等等,均显示中国外交领域出现的新趋向(382)。这种变化的另一个方面便是政府开始在对外交涉中有意识地利用“民气”,所谓“国民外交”亦勃然兴起。“五卅运动”时期,这种趋向似乎达到一个高峰。5月10日,临时执政段祺瑞曾为前一天北京学生冲击教育总长章士钊住宅一事,下令斥责学生,并责成教育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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