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 Abstract

革命形势的迅速到来，要求革命政党加强统一领导，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复杂局面。同盟会却恰恰相反，在革命紧要关头反而更加涣散了。1911年武昌起义后不久，同盟会本部发表宣言，虽然指出了“元凶尚在，中夏未清”，应“长驱河朔”，以“建立民国”，但却表白革命党人将于“功成事遂”之后引退，“散处朝市或悠悠林野”（145）。同年12月，同盟会本部在上海召开临时会议，旅沪各省份会部分负责人也参加。这次会议改订了同盟会暂行章程，并再次发表宣言。宣言虽然指出了在同盟会内部“意见不相统属，议论歧为万途”，并强调了“当临时政府组织之际，其祸乃大著”，号召革命党人“必先自结合，以成坚固不破之群”（146）。但是，事实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