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 Abstract

1936年10月以后，抗日救亡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发展，趋向高潮，显示出强大的声势和威力。此时，日本方面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，要求取缔抗日运动，逮捕沈钧儒等救国会负责人。国民党既慑于日本的压力，又对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感到惊恐，再也无法容忍，于是镇压开始了。11月23日凌晨2时许，上海市公安局派出八个特务小组，会同英、法两租界的捕房西探，分别到沈钧儒、章乃器、邹韬奋、李公朴、王造时、史良、沙千里、陶行知的家里捕人。除陶行知因已先期出国，未遭逮捕外，沈钧儒等七人同时被捕。沈钧儒、李公朴、王造时三人被押到公共租界静安寺巡捕房，沙千里押于爱文义路捕房，邹韬奋、章乃器、史良则押于卢湾区法租界巡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