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 Abstract

护国战争爆发后，袁世凯表面气势汹汹，其实色厉内荏，深“疑帝制之难安”。早在云南宣布独立之时，他就在国务紧急会议上抱怨过：“云南自称政府，照会英、法领事，脱离中央。此事（指“洪宪”帝制）余本不主张，尔等逼余为之。”（318）极力为自己的丑行开脱。12月31日，他虽硬着头皮，申令改民国五年为“洪宪元年”，但由于害怕引起更大的“变乱”和所谓“匪徒蠢动”（319），毕竟没有勇气依原计划于1916年元旦举行登极大典。至2月23日，他更公开下达延缓登极令说：“予意已决，必须从缓办理，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。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，均不许呈递。”（320）28日，又申令早已被他遗弃的“立法院”...